纪念建国建院65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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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感悟 感怀
来源:地质地球所 易善锋   时间: 2015-03-24    字体大小[]

我今年80岁。我从未想到自己能活过八十。人生漫漫,往事悠悠,八十回首,感慨万千。

感恩社会

我出生在湖南临澧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七月丧母,岁半丧父,这辈子能一路走到今天,实因得到了许多好人的救助和帮扶,享受到政府政策的滋养和照顾。感恩之心,终生铭记。

1935年,我的一位世世代代相邻而居的远房堂叔,时年只有23岁,正在常德接受教师培训,有升迁之势。得知我父去世的消息后,他毅然放弃培训,回到山村清贫的家,同堂婶一道收留了我和大我6岁的哥哥,开始艰难地抚养我俩和他自己的年仅5岁的儿子。我5岁时,他叫我早上和下午放牛,上午到他教书的小学读书。为了筹措他的儿子和我继续读高小和中学的费用,他又放弃教书,先开磨房,后开杂货铺,加上后来我兄嫂的支援,使我断续地读到高中毕业。

放牛时,我有次把牛放丢了。第二天到远近各山谷村舍鸣锣呼寻,一位大叔把我叫去,核对他捡回的水牛就是我丢的以后,就把牛还给我牵回家了,使我躲过了失牛倾家的风险。

县里中学拒绝头长癞疮的孩子入学,而我成天戴着帽子,捂着癞疮。好在有招考人员、教书老师和班上同学护着我。正是他们的好心让我顺利地进入和读完了中学。

1952年参加高考后,从湖南日报刊登的湖南考生高校录取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但10月还未收到通知书。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我贸然离开山村前往北京上学,在长沙买火车票时被骗得身无分文,进退无路。省教育厅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为我申请到赴京路费。这位大姐,还有一位只在高考考场上彼此看了一眼的北上赴学的大同学,一位北京胡同旅店隔壁的大叔,他们像传送接力棒似的,帮助我一站一站地找到了北京东郊那所刚刚成立尚未开学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中学时,我身体虚弱,患上肺结核,参加高考是限报志愿的。到学院后体检,发现病情加重,我被休学回家。在食不果腹的困难情况下,我得到了我的中学校长、已参加工作的一位小学同学、己上大学的一位高中同学和他的那位我至今未能谋面的大学同学,以及邻里亲朋等许多好心人对我的多次多方面的资助和帮扶,使我渡过了生活、生理、心理上的难关,第二年又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进入大学,学习生活的所有费用全由政府包了,还发给我冬夏服装,每月发助学金让我购买学习生活用品。我考大学时,身高才149,体重只有49公斤。入大学后,生活好了,心气顺了,不到一年,我就长成了一个身高168,体重63公斤的大小伙子,以至多年后高中同学相见,他们都不敢认我了。

“十年动乱”期间,我已成家生子。一次下班后去接回2岁的女儿,照看孩子的大妈说孩子已肚疼一天,同你们联系不上。我们当即去医院。那时医院里护士造反,夺权接诊。一位“医生”诊断孩子感冒,开药走人。这时,旁边的一位女大夫,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把我们的孩子接过去,触摸听诊后对我们说,不是感冒,可能是肠套叠,很危险,要赶紧去儿童医院。我们当夜冒雨前往,儿童医院确诊,果然是肠套叠。经过半夜抢救,孩子转危万为安。后来我几次去看望那位“越位”的好大夫,未能见其身影。因当时着急,她未开诊单,我们未问姓名,也不好打听。我们祈望她能闯过“动乱”大劫。

后来,逐渐发现女儿有点智障,小学校长将其打入另册,不让毕业。我们不得不把送到农村大舅家,求助当地一个戴初中帽子的小学接纳她就读,获得一纸“初中肄业”证书,为她后来参加招工取得了报名的条件。女儿长大了,一个外地来京的农民工同她结了婚。他们俩的工作,女婿的户口,都是他们今后生活的基本保障,我必须努力去落实。在我几年的奔波中,得到了许多好人的帮助,例如单位人事干部和街道户籍民警的奔波,一些领导和有关人员的支持,院、所内外许多朋友提供的信息和建议,一些在岗、不在岗的老首长、老学长的指点和穿针引线,等等,让我感激不尽。尽管其中有许多酸涩苦辣,难以言书,但问题终于都解决了,也为我安度晚年创造了条件。

虽然我幼年是一个孤儿,晚年守着一个独残家庭,但我一直生活在国家、社会和那么多好人的关怀之中,从未感到伤悲凄楚。每当我想起我得到的救助和帮扶,感恩之心,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正是这些救助和帮扶给了我顺利、愉悦和幸福,让我养成一种对事对人的执着和热情。这种情怀,在退休前激励我善待工作,在退休后提醒我善待生活。我这一生每时每刻总是装着这颗感恩的心,这可能就是我能活到八十的原因吧,今后我要继续怀着这颗感恩的心来享受生活,颐养天年。

感悟惊险

刘少奇同志号召我们地质工作者当好“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那种不畏艰险、脚踏实地、细心观察、认真思考的游击队作风,终身伴随我们前行。我们经历的那些苦难,越过的那些惊险,铸就了我们的无悔年华。正因为历难越险,我们才收获成果,收获快乐,才给我们的漫漫人生增添了诸多情趣。

19568月,我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进行区域地质测量,从一个叫卡达林的山谷向北攀登。在山下时,阳光明媚,白云朵朵。爬到山腰,见远处乌云叠障,很快就遮住了太阳。及至山顶,已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只见一道闪光从天而降,向我袭来。随着轰隆一声响,距我只有四五米远的一棵大白桦树被巨雷劈下一半,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铁锤、罗盘、水壶、饭盒和那个带有铁环的挎包统统向远处扔去,跑到一块没有树林的草地上,蹲下来,任狂风暴雨冲刷。雨过天晴之后,我捡起扔掉的家什,哼着小调,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

19591月,我们作为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地质科学考察队队员,在念青唐古拉山进行冰川观察和登山演练。我们四个人一个结组,共同用一根长绳连接着。在穿过冰川的陡坡、裂缝等危险地段时,一个人向前走动,另外三人站立不动,把各自的冰镐砸进冰层固定下来。一次,轮到我前进时突然摔倒,迅速滑落,大有碎身冰谷之势。但没滑多远,就被身上的结绳拉住了,三位战友很快把我拽了上来,有险无惊,一笑了之。

3月初,我们返回拉萨时,达赖叛乱的各种迹象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全副武装,白天挖战壕,修掩体,晚上和衣枕戈,随时准备投入战斗。20 日凌晨3点,枪炮声大作,我们旋即进入阵地。叛军的一枚带飞轮的炮弹落在离我们不到2米的地方,我们赶紧趴到壕底,以为小命难保了。那知好一阵子也没听到爆炸声,很快来了几位解放军战士把这枚没有爆炸的炮弹挖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战争的可怕。天刚放亮时,我们走出战壕,站到高处,要看一看布达拉宫的动静。突然,叛军的一梭子子弹向我们头顶飞来,打得身后的白粉墙土飞灰溅。只因为叛军子弹射高了几厘米,我们才得以跳进战壕,转危为安。大家伸舌头,做鬼脸,对刚才的冒失行为自责自嘲。

195911月,为调查长江三峡坝区的地壳稳定性,我们在鄂西高山一处突兀的峭壁上观察和取样,脚下的石坎突然垮落,使我滚落下去。在快速坠落十几米后,碰到一丛陡崖上长出来的灌木,减小了滚落速度。我猛地抓住它们,终于制止了继续下滑,然后慢慢挪到沟底,化险为夷了。我暗自庆幸,竞生出一种劫后胜利之乐。

1988年,我们在澜沧江流域考察。116日晚9时,我们刚在澜沧县招待所二层楼上住下,就发生了七级地震。突然问,灯灭房摇,地下传来隆隆闷雷,地上传来瓦崩、粱断、房倒和人们惊呼哀叫的惨烈声响,加上天昏地暗,天旋地颤,那种恐怖,现在想起来仍然毛骨悚然。好在招待所的楼板是用钢筋水泥整体浇铸的,摇晃而未倒,才躲过这一劫。只是在摸黑下楼逃生时急不择路,扭伤了脚腕。第二天,冒着山体滑坡和石块垮落的危险,踏着堆满滚石和泥土的路,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向野外出发了。

19916月,我们研究所做完国家攻关项目煤矿水和瓦斯突出的成因与预测研究,在江苏省煤田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召开鉴定会,我们一行乘火午前往。1 3日上午,列车行驶在安徽境内,只听得一声巨响,乘客们一个个向前方摔出去老远,一些人鼻青脸破。行李从顶架上跌落下来,车厢里杯盘狼藉。停车后,才知道前面发生了两列火车追尾相撞的恶性事故,我们列车的两位司机一死一伤。幸运的是我们的火车头被撞后仰头翘到对方火车的上方,奇迹般地坚挺着,未向两旁倾倒和冲出,才使得整列火车未遭倒毁。否则,我们坐在靠火车头第四节车厢里的这些乘客,后果不堪设想。那天,烈日当空,列车停在旷野,闷热难熬。直至深夜,才换乘另一趟列车驶达南京。先期到达的同事说我们是劫后余生,都来表示慰问。

这样的惊险,小时候还经历过两次。

大约是八、九岁时候的一个清明节,我忍着肚子剧痛,默默地跟随族人到几个山林深处的祖坟扫墓。农村的孩子能杠,我竟坚持到傍晚回家。家人见我脸青眼直,迅速把我抬到白洋湖镇上一个开药铺的郎中那里。郎中望问摸脉之后说:“好险!再迟点就没命了。”他当即拿来一块带棱尖的破瓷片,把我的十个手指尖一一划破,慢慢渗出深紫色的血滴。过了一会儿,我的脸色好了许多,感到肚子不疼了。回家第二天,竟又能放牛上山了。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但地方武装匪徒不肯缴械。那天,我去白洋湖镇上挑大粪,正走在一条小溪的石桥上,桥南面山坡上的武装匪徒同桥北面平原上解放军部队突然交火,子弹从我耳边嗖嗖飞过。我赶紧丢掉粪桶,跳进沟底的灌木丛中躲起来。我从林缝中目睹双方武装人员相互对射,子弹在头顶上南北穿梭。后来,武装匪徒向西逃窜,解放军向西追击,我才得以脱险。

一个突发的惊骇、险恶或悲痛的事件发生时,在当时看来,天崩地裂,死去活来,严重得不得了。但现在回头一看,那不过是人生旅途和历史长河中一件件小小的插曲。作为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地质工作者,每当我们经历这些穿越生死之间的惊险的时候,我们没有害怕,也从不后悔。相反,这些惊险给我们思想上增添,许多乐观、平静和宽容,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采,使我们的工作更显得亮丽。更重要的是,它锻炼了我们处险不惊、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勇往直前的品格,锻炼了我们为公为民的坦荡、坚定和执着。这对一个人退休前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和体现人生价值,退休后更好地呵护生活和享受生活,都是一种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感怀奖章

我获得过三枚奖章。年届八十之时,我把它们翻出来,把玩良久,不忍释手,竟然感怀出它们对我人生历程的诠释和退休生活的启迪。

1993年,我获得地质矿产部成果奖二等奖;199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特等奖;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还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我体会,这枚奖章是对我几十年来爬山涉水、入地上天的野外科学考察和实验测试、综合分析的室内科学研究的一种肯定,为我退休前几十年的人生旅程划上了一个问心无愧的句号。

2000年,我退休己6年,参加北京市朝阳区的“与世纪同行”征文活动,写了一篇《世纪之交的随想》,抒发了我对20世纪的回顾和对21世纪的憧憬,获得朝阳区“老年文化之星”奖章。退休前,在我工作20多年、经历过许多事情后,就喜欢想一些问题,写一点文字,在科学发展规律、治学态度方法和科学研究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发表了百多篇小文章。退休后,仍间或在报刊上发表一点回忆性或感悟性的文章。我体会,这枚“老年文化之星” 奖章,也包含有对我过去几十年思考和写作的肯定,但主要是对我退休后仍能在人生旅途上舞文弄墨的鼓励。

2002年,我68岁,在中国科学院京区第二届老年运动会上,夺得一枚亮闪闪的金牌。我高兴地站在领奖台上,深感这是对我退休生活的最好评价和最大奖赏。刚退休时,一些朋友担心:我幼年丧双亲,中年失骄子,生活磨难重重。“十年动乱”期间被戴高帽游街,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恢复工作满志奋蹄时,事业又时有坎坷。只因情系业务,心无它顾,才未被击倒。如今要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寄托没了,身心将何以维系?但是,磨难和坎坷也造就了我一种平静和豁达的心态。我认为,新老交替,人走茶凉,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退休,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退休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还可以细心品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我积极参加单位、社区组织的老年文娱体育活动,闲时种种花,养养鱼,有时找老朋友谈今论古,其乐也融融焉。这枚老年运动会金牌,正是我人生旅途中退休生活历程的一个印记。

蹊跷的是这三枚奖章的真实重量,耐人寻味。第一枚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奖章,重量只有30多克,是三枚奖章中最轻的一枚。它告诉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虽重犹轻,不能把它当包袱天天背着,更不能怀古伤今,还是看淡一些为好。第二枚奖章,朝阳区“老年文化之星”奖章,重60克,是第一枚奖章的两倍。它告诉我,现实表现比历史成绩更重要。不必把那种细观察、勤思考的习惯全丢了,常动动脑子、拿拿笔杆,既可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添几根柴薪,又有防止自己思维退化、避免老年痴呆、促进身心健康的功效。三枚奖章中,重量最大的是那枚老年运动会金牌,重达120多克,比第二枚奖章又重了一倍。把它放到人生的天平上,我发现它在极力张扬一种理念:最重要的是做好当前的事。今天的事,虽轻亦重。要珍惜今天,享受生活,保持住夺取金牌的那种良好情绪和健身习惯,满腔热情地、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所里的和社区的活动,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照邻里小事。

总之,我们应该看淡过去,看重现在,关爱生命,热爱生活,乐乐呵呵地、潇潇洒洒地安排好自己的退休生活,使“80后”的这段人生旅途继续过得有滋有味、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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