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国建院65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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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逛”陶然亭
来源:空间中心 吴智诚   时间: 2015-03-04    字体大小[]

我与顾震潮先生曾经“逛”过一次陶然亭。那是19668月里的事。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陷于文革动荡之中,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是有的所的造反队晚上要来应用地球物理所抓吴智诚,搞所谓的大字报辩论。为了避免纠缠,当时几个人商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郭映华同志建议当晚到他丰台家中去住。商量时顾先生也在场,他说:“我也一起去吧。”

在食堂晚餐后,郭映华带路,一行三人骑车出发,从西苑操场甲1号经六郎庄、蓝靛厂等村庄一直往南,大多是农村田间马车路,有的完全是田梗小路。顾先生已46岁,身体瘦弱,骑的一辆旧的26式女车,眼睛高度近视,加之晚间灯火不明,骑车速度较慢,中间还休息几次。幸亏郭映华路熟,不然较难辨清路线方向。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走了约40华里。晚上10点多到达了丰台镇郭家。郭妈妈热情接待了我们。专门腾一间房,床是土坑,铺好被褥,沏好热茶,让人有到家的感觉。郭映华的哥哥郭映福,是火车毛泽东号的司机,全国劳动模范,也走出与我们寒喧几句,说他家很安全,不会有人来打扰,可以放心安睡。可能是累了一天,骑车也很吃力,当晚睡得很香。第二天,我们用过郭妈妈准备的早餐,商量由郭映华回所,看看情况。我俩也不便过多打扰,便谢别郭家,向城区进发。

去哪里?没准,反正沿着大马路,慢慢地骑着车漫无目标。一个多小时后,我提议休息一会。往前打量,离陶然亭公园很近了。顾先生问我“陶然亭来过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我听说过西四的牌楼拆除后,在陶然亭重建了。”顾先生说:“那好,我们进去看看。”果然牌楼很宏伟,仔细观看各部位的结构和彩绘,围着转了几圈,便跨过一座桥,到了湖心岛。在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前凭吊许久。高君宇是我党早期党员,是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病逝时才29岁。他的恋人,北师大附中教师石评梅1928年病逝时才26岁。他二人对革命信仰,对爱情都是忠贞不二,实在令人敬佩。再往西南,走进慈悲庵,这里有简短的文字介绍:有几位革命领袖人物曾在此聚会,商讨革命大计。这也确是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而我们这两位五十年代入党的后辈,此时此地脑子里对当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一片茫然。顾先生说:“按说不应该茫然,而应是陶然乐观地面对未来。白居易有句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这也是陶然亭起名的由来吧。我说“论季节菊花黄还有一个多月吧,不知那时会不会陶然?”今后的形势难以预料,此时我俩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然。

时近中午,午餐怎么解决?不觉有些犯难。据传外面餐馆大多改名叫什么食堂,专为工农兵服务。顾先生说:“我们算什么?反正不能算工农兵吧。”我说“家庭成分也算是剥削阶级了,报个共产党员身份不知人家认不认帐?”顾先生说:“不管是什么,饭总是要吃的。”边说边走已进入附近一家餐馆。顾先生抢先两步到服务台交了粮票和钱,买了两份饭菜,各自端了一份找了个座位闷头吃起来。整个过程居然人家什么也没有问。传说不可靠,不觉暗自好笑。饭毕又走进公园,在一个亭子里午休。亭子挺大,轰立在小山顶上,亭子底部有一圈长凳式的围栏。当时只我们俩人,各占一边躺在长凳上闭目养神,不知不觉也睡着了一会。当时也不记得此亭的名字。现在看来可能是瑞像亭,此亭在公园的东北小山上。下午4点左右顾先生找了个公用电话,与所里通了话,说我们可以回所了。就这样结束了我俩的陶然亭之行。

事后想想会问:这事与顾先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一起去?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没有多想,顾先生也没有说过。郭映华自1958年起与我同事,相互了解,带我去他家住较为合适。无需再有人陪同。顾先生是全院著名科学家,当时46岁身体瘦弱,陪我这个比他小13岁的一般行政干部,要骑车40多华里。理应劝阻。当时我虽然说过:“顾先生别去了。”当他坚持要去时,我没有尽力劝阻。经过六七月份的折腾我的脑子几乎麻木,一些起码的道理也没有想到说清。在场的人也没有帮我劝阻,只是目送我们上路,关照骑车当心,不要摔倒。

现在回忆一下我与顾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或许可以说明一点情况。19662月,老的地球物理所分所,顾先生被分到应用地球物理所,任研究员,所临时党委委员。赵九章仍兼所长,又是卫星设计院院长。赵所长意思是让顾先生的研究领域,由大气物理转向空间物理。日后接他的班,担任应地所长。顾先生到所后首先要熟悉情况,当时我主持计划科工作,曾几次向他汇报过科研情况,他有些不清楚的人和事也常问问我。

1956年我调来地球物理所,开始两年为赵所长做些秘书工作,工作上与顾先生有所来往。思想上我对科学家非常尊敬。顾先生1957年入党后,曾经一起参加过一些党的会议,政治认识有所相通。我非常敬佩他的忘我工作精神,杰出的科研成果。这次分到应地所,我很高兴,全所都非常欢迎。

1966年,文革开始,顾先生与我对出现的一些现象都不大理解,对一些造反行动很反感。19668月的乱局中,我处于风口浪尖,他对我的处境很同情。他作为所党委委员,能做些什么呢?他曾公开写字条贴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支持我。当时陪我一夜一天,这体现了他对我的帮助与关爱。

以后几个月,我的处境越来越糟。顾先生也遭到造反派攻击。所内出现了大字报:“顾震潮滚回大气所。不久,顾先生离开了应地所。我再也没有与他碰过面。1975年我从西安来北京出差,听说他病了。我到中关村顾家看望他。久别重逢有很多话要说,虽然身患重病。仍然很乐观。告别时他说不要握手了,以免传染。他用一张纸包着门把手慢慢地开门。我久久地望着他越加清瘦的身影,心中默念他能早日康复。哪知这次竟是见的最后一面。

19763月底,我在西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深感悲痛。他太辛苦了,太苛求自己了。他出差从来不买科学家应乘的软卧,也不买硬卧,而是挤到硬座车箱。在硬座位上还抓紧时间看书、计算、写草稿。他患病时还不停止工作,他才56岁,是累死的呀!我想顾先生如果仍然留在我们所,我们的科研情况会大不一样了。

哪能有如果呢!事实是科学界痛失一位大科学家。

顾先生逝世己38年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以及我俩“逛”陶然亭的情景,不时在我的脑中浮现。

他始终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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