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 年５ 月２７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 马中骐、 范洪义、 李尚志、赵林成、 白志东、 谢惠民、 冯玉琳、 黄朝商、 徐文耀、 徐功巧、 单墫、苏淳等共 １８ 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博士和硕士并授予学位 。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 ， １９７８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响亮地提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国家要发展生产力 ，振兴国民经济 ，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 ，千百万知识分子从十年 “文化大革命”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就是在这一年 ，大学招生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制度也恢复了 。 １９８０ 年由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枠 ，中国的学位制度从此建立 。 我有幸成为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博士学位获得者。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回首往事 ，我深深体会到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个人今天的发展。我原来已读过研究生 ， １９６４ 年进入武汉大学数学系读函数论专业的研究生 ，是 “文革”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文革” 开始了 ，我们都被迫停止了学业。１９７８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传来 ，我决定再次报考 。 当时的我 ，面临报考数学还是计算机的抉择。 读数学是重归旧途 ，会轻而易举 ；计算机是新兴学科 ，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最后我决定选择计算机 ，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录取。当时中国科大办学思想很解放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我们二人同时到科大报到 ，正巧中国科学院唐稚松教授到中国科大讲学 ，唐先生慧眼识徒 ，决定带我们二人到北京培养。 唐先生认为 ：我们非常有发展潜力 ，一定能赶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 经学校同意 ，我们就被唐先生带到了北京 ，成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九室的两名编外研究生 ，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起成长。 作为科学春天的参与者 ，亲历的一页页画面犹如昨天发生一样 。

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日子

研究生第一年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中科院研究生院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研究生院 ，初创时连校舍都没有 ，科学院京区各所研究生近千人都拥挤在从北京林业学院暂借的一座教学大楼内。 这里的学习气氛很浓 ，但学习条件很差。 学生宿舍不够 ，我们就住到了学校操场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 ，这种简易房夏天热得像蒸笼 ，冬天冷得似冰窟。 抵挡不住北京冬天的严寒 ，学校请来了解放军 ，几日之内在简易房外面添加了一层砖墙外衣 ，每栋简易房还配备了一只北方的取暖炉子 ，我们南方人不会使 ，常常把炉子烧灭了。 再说在大食堂吃饭 ，每到中午 ，食堂空间就只见黑压压一片 ，只能见到排队的人头 ，买到饭后也只能站在外面或带回宿舍吃。 学校曾有人将此环境与抗日时期的西南联大相提并论 ，但同学们不以为然 ，这只能更加激发我们对国家改革的渴求和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 。 “文革” 期间 ，犹如漫漫长夜 ，看不到前途何在 ；如今改革开放 ，人们久聚的力量一下子迸发出来 ，人人都很努力 ，人人也都从内心感到兴奋。 每个人都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备加珍惜 ，学子们如饥似渴 ，教学大楼晚上灯火通明 ，周日也不例外。 大家争分夺秒 ，要把在 “文革” 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学校的领导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 ，常常晚上 １２ 点钟到教室去 “驱赶” 同学回宿舍休息。

研究生院的老师阵容是最强的 ，中科院各研究所都为研究生院派来了最好的老师。 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 。 正像理论物理离不开数学一样 ，软件理论基础离不开数理逻辑 ，当时的计算所派陆钟万教授为我们讲授“数理逻辑” ，听陆老师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不用任何讲稿 ，一步步流畅的思维和清晰的推理 ，都是一气呵成。 数理逻辑考试 ，陆老师给了我全班最高分 ９９ 分 ，分数公布后 ，他把我找去 ，指着卷面对我讲 ，为什么要扣１ 分 ，而且只扣１ 分 ，讲得有理有据 ，我听得心服口服 ，更为陆老师如此的严谨风范所感动 。 大家都说 ，听陆老师的课 ，终身收益匪浅。

研究生学习期间 ，对我影响最大的 ，当然应该是我的导师唐稚松教授。 唐先生是我国计算机界的一代名师 。 他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他不时告诫我们 ，要想成才 ，切忌浮躁 ，首先要把基础打扎实。 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 ，他就给我们指定了一大堆大部头的书 ，包括操作语义 ，公理化语义和指称语义 ，要我们去读 ，要求真正理解 ，能融会贯通。我们真的读了 ，读的很难很难 ，但越读心里就越透亮 ，为以后打下了做科研的好底子 。 唐先生的渊博学识和道德风范 ，是我终身的楷模。 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把程序概念和逻辑理论结合起来 ，研究程序的逻辑语义并用于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下 ，我于１９８２ 年５ 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同年 ７ 月经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这是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授予的第一个工学博士。

留学美国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不久 ，我就去了美国。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 ，我未能到现场参加 ，既兴奋又遗憾 ，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 ，我必须面对新的征程。 由于常年闭关自守 ，当时中国计算机科学研究与世界水平存在差距 ，走出国门就是为了开拓眼界 ，增强底气 。 我先后选择了当时美国最好的两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 ，去那里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刚到美国斯坦福 （Stanford） 大学时 ，什么都新鲜 ，大学草坪多 ，图书馆多 ，研讨会更多。 斯坦福大学的学术交流气氛很浓。 不仅本校自己人组织讨论班 ，几乎是世界所有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都想来这里做讲演 ，这里从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研讨会。 我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很单纯 ，一是听课 ，二是做研究 ，第三就是到处转场 ，参加研讨会。 开始时听不懂 ，听多了 ，也就逐渐适应了 。 这里的研究生教学 ，上课时教授与学生互相交流很多 ，重在启发学生的思想而不是单纯 “满堂灌” 的传授。 J 畅McCarthy 教授是 LISP 语言发明人 ，图灵奖获得者 ，我去听他讲 “非单调逻辑” 的课 ，两个小时就讲了 “鸟会飞 ，企鹅是鸟 ，但却不会飞” 这一个例子 ，课堂上师生一起讨论 ，七嘴八舌。 非单调逻辑是非常深奥的理论 ，经他这么一讲 ，内中奥秘就非常清楚了 。

在卡耐基梅隆 （Carnegie Mellon ） 大学 ，我在 Edmoud Clarke 教授的指导下做一个科研项目 ，用软件的递归理论和技术辅助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 。 Clarke教授是分支时序逻辑的创始人 ，美国工程院院士 ，对人和蔼可亲 ，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东方学子 ，更是关怀备至。 研究实验要用到图形工作站 ，由于当时学院的高密度图形工作站有限 ， Clarke 教授允许我在他下班后用他办公室的图形工作站做实验。 这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成为唯一一个获准在教授办公室上班的人。 我都是下午上班 ，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好实验准备 ，到晚上 ６ ∶ ００ 之后就转移到教授办公室上班 ，直到凌晨 ，有时甚至一直工作到天亮才回家睡觉。 半年多的努力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 IEEE Trans 学术刊物上 ，受到同行好评。

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 ，更是美国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硅谷的起步和发展 ，得益于当地的大学特别是斯坦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重点大学 。 我有幸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来到萌动中的硅谷 ，在这里 ，除了 hello ， thank you 等口头禅之外 ，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idea”了。 在各种各样的讨论班和聚会上 ，人家总是问你 ，什么是你的 “newidea” 。通过交流 、 开放、 碰撞 ，产生新的思想 ，然后去理论 ，探索 ，实践。 学校和研究所已经成为创新的摇篮。 在这里 ，我最先使用过当时的图形界面个人工作站 ，由施乐 PARC 研究中心研发 ，后来一些发明人被微软公司请去 ，两年之后 ，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 Windows 诞生 ，继而逐步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微软从此走上辉煌 ；也是在这里 ，我最早接触到初期的网络系统 ，当时的网络还只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宠儿 ，而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信息社会的主宰。 硅谷的成功在于创新的人才和高效的产学研结合方式 。 这段美国留学的经历 ，在我心灵深处埋下了厚重的烙印 ，为我回国后的人生发展开阔了前进方向 。

与改革开放同行

１９８５ 年 ，我结束国外研究工作后 ，如期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 ，在计算机系任教 。 当时国内正值改革开放深化之际 ，全面落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 ，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 我在几年之内一口气为研究生开了四门新课 ： “程序设计方法学” 、 “软件工程” 、 “高级操作系统” 、 “计算的数学理论” ，都是该系首开课程 ，自编教材 ，自己讲授 ，很受学生欢迎 。 这些课程在当时国内也都是很新的课程。 “程序设计方法学” 和 “软件工程” 后来都获得中国科大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两本著作以及后来在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 “网络分布计算和软件工程” 是我二十年学术

生涯的三部代表作。 由我主导的 “计算机软件专业课程和教材建设” 也获得中国科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在 １９８８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１９８９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 ，总共培养硕士生 ３９ 名 ，博士生２２ 名 ，许多学生已成为国家计算机软件研究或产业的杰出人才 。

１９９２ 年被中国科学院调至中国科学院软件所 ，担任副所长工作２ 年、所长８ 年。 研究所所长是 “不脱产” 的干部 ，要科研和行政双肩挑。 在软件所主要任职期间 ，正是中国科学院发动并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时候 ，这是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要改变研究所原有的传统体制 ，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和结构优化。 软件所要成为软件创新理论的开拓者、 软件创新技术的先行者 ，以及软件产业的促进者 ，为我国软件事业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贡献。 软件所的基础条件比较差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困难之大 ，可想而知。 但在全所科技人员的努力和支持下 ，我们下大力气对软件所自身进行定位和调整 ，并及时提出了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方案 ， １９９９ 年初经中科院领导批准实施。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软件所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研究所科研布局合理了 ，人才机构优化了 ，前进方向明确了 。 各项科研开发工作 ，纷纷告捷 ，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气象 。

在此期间 ，行政领导工作任务繁重 ，而自身的科研任务也很重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软件技术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变革 ，我从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网络潮流下的软件新体系结构以及发展的软件工程新技术 。 先后负责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国家８６３ 高技术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在中间件领域 ，特别是在对象技术和网络分布技术方面 ，取得了优秀的科技成果 ，其中 “网络分布技术支撑平台及石化应用示范工程”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１） 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２ ） 。 在此期间内 ，我还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行政领导干部、 世界计算机大会国际学术交流优秀工作者 、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 ，国家 ８６３ 计划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

２００２ 年我年届 ６０ 岁时又重新回到研究岗位 ，担任软件所软件工程研究开发中心的首席研究员 。 这二十多年来 ，教书 、 育人 、 科研以及行政管理 ，样样都做了 ，有成功的喜悦 ，也有失败的遗憾 ，在如今创新型国家建设正在启航的时候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 ，都仍将只是一个开始 。

【作者：冯玉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